常州大学非诉讼研究院院长、常州大学史良法学院名誉院长曹义孙提出，信用的古代概念是道德概念，现代概念是利益概念。学者需要在变化中把握不变，在大背景下处理与社会的关系。信用学科建设需要实干，可以先开设有关课程，若一级学科申请暂时不能实现，可以先争取二级学科，把信用学的基础理论研究做起来。期待北京信用学会在信用学原理、信用立法、信用制度研究等方面作出贡献。
北京信用学会社会组织信用专委会主任、同济大学法学院教授朱国华表示，目前学界在信用立法相关理论上还缺乏共识。信用法治体系建设可通过整体论、分合论、系统论以及行业信用建设等展开研究。
国际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刘跃进教授提出，国家安全学的学术探索历程和成果对信用学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具有启发和借鉴价值，可分阶段稳步推进。
湘潭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谢勇教授提出，学科的发展成熟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学科外部，即现实社会需求的推力；另一方面是学科内部，即学术研究自身的积累和发展。外部需求上，法治与德治融合已成为社会共识，也是治国理政的明确选择。学术研究内部来看，新技术的推广应用使得整合以及制度化运用人们日常信用信息进而促成守信人格成为可能。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条件，信用学可将守信人格养成作为学术使命。
江苏省公共信用信息中心原主任周荣华认为，第一，创建信用学是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和信用治理的系统性需要，信用建设中出现的问题需要系统的理论创新予以解释。第二，创建信用学具备条件。第三，把握信用学学科性质十分重要，可以将信用学作为非交叉学科建设，归入法学学科门类，与政治学、社会学并列。
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淑芹认为，“信用”至少包含几层含义：第一，“信”应当以“诚”为基础，诚信有内在规定性，“言由衷、诺量力”。第二，“诚”是“信”之根本，不应只强调践行承诺，更应当考虑承诺是否能够符合社会正义与公序良俗。第三，真正的信应当拒绝利导性。任何良好品德的形成不仅在于合乎规范，更在于出于内在道德，如果不要求合乎道德，则会形成守约相对主义，即有利遵守、无利违约的情况。
北京信用学会副会长兼知识产权信用专委会主任、中国政法大学品牌与社会信用研究中心主任刘瑛提出，知识产权信用法治体系的基本格局为六大系统相互作用、五个原则相互支撑、四个机制共同发力、三个阶段形成循环。即知识产权信用标准系统、知识产权信用征信与信息共享系统、知识产权信用评估系统、知识产权信用担保系统、知识产权信用人才培养系统、知识产权信用监管系统六个系统相互作用；以诚实信用原则为指引和基础，以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原则、维护市场公平竞争原则、保护科技成果创新原则、促进知识产权交易原则五个原则相互支撑；守信奖励机制、失信惩戒机制、监管契约化机制、责任类型化机制四个机制共同发力；事前事中事后相互衔接，三个阶段形成循环，打造知识产权保护“全链条”，最终形成信用监管、行政执法、司法保护“三驾马车”并驾齐驱的知识产权立体化保护体系。
北京信用学会副会长、厦门理工学院信用研究所所长阮德信教授认为，信用是兑现承诺的能力，信用的本源是商品交换中的“商品的惊险的跳跃”，是在商品价值实现中产生的。信用学科的建设可能要经过一个相对比较漫长的过程，需要广大信用学者持续研究。
北京信用学会监事长兼域信用专委会主任、北京大学金融学教授窦尔翔认为，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社会经济要持续顺畅运行，可遵循“政府-平台-要素”的组织原则，即存在一个值得政府委托的产业共享平台，为散乱的生产力要素建立信用分层秩序。
北京信用学会副会长、兰州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光华认为，信用学科建设与社会信用治理机制、特色话语体系、自主知识体系、中国治理智慧的世界贡献等大叙事格局关系密切。作为新兴学科，信用学必须扬弃西方近代以来形成的人文社会科学分科之学及其知识体系的局限性，从系统和生态论思维出发，以中国特色话语、理论体系的自主生产为学科建设宗旨目标。
河北金融学院法统计学研究中心主任、法学院副教授周明勇表示，司法诚信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个别法院同案不同判，根源在于法官制度设计上责权效不统一，制度成本高而制度净收益少。
北京信用学会副会长兼司法公信专委会主任王兆峰认为，建设信用社会、推进信用文明是系统工程，需要沿着理论前导、政治认同、法治保障、社会共识、落地实施的路径发展。而要提升信用学的学科地位，首先要研究一级学科的规范性标准及其基本特征、条件，对信用学的学科内容、属性、环境、与其他学科和政治社会的关系等进行系统研究，形成一批扎实的研究成果。
北京信用学会会长、首都师范大学信用立法与信用评估研究中心主任石新中认为，研讨信用学成为一级学科的可能性，一方面是学科建设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中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实践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需要。此次会议是北京信用学会成立以来组织的第一次关于信用学科建设的专题会议，北京信用学会将以此次会议为契机，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为早日实现信用学正式成为新的一级学科不懈努力。（完）